走进西沥村，一位阿婆正坐在家门口削篾，在她身边的是一堆约4米长、约7毫米宽的竹条子。阿婆拿起削刀，配合着“垫底”，熟练地把竹条上带头的一边“竹白”削掉，成了仅厚2毫米的竹篾，专门用来织箩身的。阿婆说，她一天最多能织做两只，就那么七八块钱，一个月才百把块钱。
　　黄老说，做竹器赚钱少，耗时间，现在愿意做竹器的人越来越少了，村里年轻力壮的都出去打工了，厂里的工人都是外地人，而村子里还愿意做第一道工序的，只有这些“留守老人”，用以打发一下时光。
　　风光岁月人山人海
　　“现在基本上只做菜箩、杂物箩，以前最常用的果箩也慢慢被纸箱、塑料袋代替了。”竹器厂老板麦同先生说，现在的竹箩主要供给菜贩子，其次就是酒楼和工厂。“竹器的品种也越来越单一了，以前大至‘鱼路’（装鱼用），小至米升箩（勺米用）都是是竹器做成的。刚才那个婆婆开的竹篾按以前的标准那一条篾至少开出3条来（即约宽2毫米），现在的技术越来越差了”。
　　黄老说，罗行竹器源于元末明初，至清朝康熙年间已经发展到相当规模了，竹器行业分出为“箩”、“篸”（形似垃圾铲）、“笼”（捕鱼用）、“笪”（用来搭棚）、“窝”（生产用）、“椅”（家具）等九大类型，最大的“鱼路”（装鱼用）可装上10个成年人，最小的米升箩开口只有6～9厘米，竹篾最细（1.5毫米宽）的是芝麻箩，还有专供出口的工艺品箩，规格多达一百多种，清朝中后期盛极一时。
　　黄老还告诉记者，罗行竹器曾经独占竹器产品专利，为垄断专利，组织“十股”予以控制，俗称“十股更度”。专利产品包括西沥谷篸、高斛箩、甘斛酒脚、何家（疏筛）隔沙河掰更（谷箩）、西杜蟹掩、杜家桑箩、西岸筲箕。直到日军侵华，这些专利才被打破。
　　厂房前的小路两旁堆满了刚刚从高明拉回来的青竹，满目的青翠为干燥的空气带来了丝丝凉意。黄老说，罗行虽然盛产竹器，但本地并没有青竹出产，只有依靠水路从四会、广宁、桂林等地运来。
　　随后黄老领着我们来到昔日的罗行上墟和下墟，“这儿是青竹交易市场，跟中墟竹器同是交易市场（即人们惯称的罗行墟），每逢墟日都人山人海，人们常常是在这边市场把竹器卖完，紧接着就来到那边市场买青竹回家做竹器，靠岸的运竹船总是把南沙涌挤得水泄不通。”黄老说，卖竹商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，集资在下墟建了四层高碉楼式的“里南竹管”作公馆和居住，见证当时竹器业的兴盛。
　　而今，昨日繁盛一时的南沙涌岸边，只剩荒草摇曳，昔日的里南竹管今已成民居，曾经的运竹船只剩两三艘，已转作靠打鱼为生了。   
　　几度沉浮最终没落
　　黄老说，竹业的兴盛到了1938年遇到了“挫折”，日军南侵南海，青竹运不进来，产品卖不出去，竹器行业曾一落千丈，“这并没有扼杀竹器业的生命力，罗行人在他乡另辟天地，在顺德、禅城、广州等地聚居制竹器，其中较有名气的是广州泰康路的‘竹器一条街’。”
　　日本投降后，竹器业再度兴起，时值中山、番禺香蕉大量复产，需要大量竹箩包装北运和包装，许多逃难的罗行人重返故里，建国后，政府于1951年在罗行墟南边建起了一座约1000平方米的砖木瓦平房作竹器市场。1952年成立的南海县鼎安乡罗行竹器生产合作社（南海最早的手工合作社之一）将所有竹器手工业者组织起来恢复竹器生产，规模很大，产品销往省外，甚至还出口港澳欧美，辉煌一时。1961年底，丹灶、西樵也纷纷成立以竹器业为主的副业部，罗行竹业步向高潮。这种势头直到改革开放后仍旧持续了十多年，大小竹器厂遍布罗行、丹灶、西樵，靠竹器业为生的多达几万人，其中最大的是罗行林雄竹器厂，曾拥有厂区十几亩，工人近千人。
　　直至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，竹器业遇到了“寒流”，塑料盒、纸箱、编织袋等的相继出现，逐渐挤压竹器品市场。林雄竹器厂于2001年正式结业，昔日的“竹器大亨”林雄先生如今在罗行肉菜市场的一个角落，做起了纸制祭品。
　　“我在改革开放没多久就开竹器厂了，那时竹器生意很兴旺，但最好赚的一年也只有十万八万，有的时候甚至会滞销，尤其是天太冷，香蕉花蕾被冻死，长不出香蕉时，大量的竹箩积压在仓库里，一段时间后竹子失去了自然韧性，变脆了，也就没人要了，只能当柴烧掉。”林先生表示，相对于纸箱、塑料盒这些成本差不多，而且使用运输方便，可循环再用的“替代品”，竹器不可避免会遭到淘汰。
　　记者手记
　　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。 无肉令人瘦，无竹令人俗。 人瘦尚可肥，士俗不可医。”古代大文豪苏轼十分钟爱竹子，宁肯不吃肉也要有竹子作伴，这一点罗行人最有感触，三百年来风云变幻，竹子和罗行人的生命早已融为一体了，“罗行”也成了一种精神向度了，尽管而今，竹器业已经步向黄昏，但是“罗行”的名字依旧长存于佛山人的记忆里，绵延数个世纪。

来源：佛山日报